两分钟后。
古兹密特将论文从单手读报纸的姿势，改成了平放在桌面。
同时伸出指尖，用指甲盖划着纸面逐字逐句的读了下去。
早先提及过。
二十世纪前六十年，粒子物理学处于标准的拓荒区。
最初人们意识到电子、光子、原子核的存在，后来1932年又发现质子和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成分。
为了解释为什么带正电的质子以及不带电的中子都够形成稳定的原子核，质子之间的电磁排斥力为什么不会让原子核分崩离析。
霓虹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提出了介子的概念。
这个粒子后来在宇宙射线中被发现（1947年），即π介子。
接着1947年。
两位英国科学家罗彻斯特和巴特勒发现了奇异粒子，也就是强子超子这些复合粒子。
在眼下这个时代，科学界发现的强子数量超过了200枚。
这超过200枚的强子中，没有一枚是末态粒子是超子的情况。
但是
赵忠尧等人在这篇论文里，却附上了一张末态超子的数据表格。
加之最早一页附带的喷柱图.
蓦然。
古兹密特的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
难道说.
那些华夏人真的发现了什么？
于是他深吸一口气，继续看了下去。
在末态超子表格的后一页，赵忠尧附加上了一个推导过程：
【对称性的定义在物理中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一个无限小变换δ^是对称变换，则存在一个K，使得δ^L=dK。】
【如果δ^1L=dK1，δ^2L=dK2，即二元组(δ^1，K1)，(δ^2，K2)，那么有(c1δ^1+c2δ^2，c1K1+c2K2)δ^在边界上满足条件，使分部积分中的边界项消失对时空中任意两个无交的闭子集C1，C2M，对于(δ^1，K1)，总能找到(δ^2，K2)，使(δ^1，K1)=(δ^2，K2)，x∈C1】
【但(δ^2，K2)=0，x∈C2第三个条件最为关键，它意味着任意的对称变换总可以分解成多个子集上的和，这刻画了局域性。】
【第一个条件对于全局变换也对，以后将看到第二个条件保证了变换定义的荷为0，这也是局域性的体现，即无穷远处的场不参与变换。整体变换总是改变无穷远处的场，因此它对应的荷不为0】
【局域对称性δ^∈WTF。这里记δ^∈TF，是一个切矢量场，可以定义切矢量场的李括号[δ^1，δ^2]∈W，因此局域对称性构成封闭的李代数G。由Frobenius定理，所有局域对称性所张成的W可积，可以定义积分子流形】
如果此时徐云在场并且看到了这段内容，他估计会很感慨的拍一拍古兹密特的肩膀，说一声老哥俺理解你。
毕竟
当初在看到这段推导的时候，徐云的下巴也差点被惊到了地下。
没错。
这段推导并不是初版论文的内容，而是赵忠尧等人补充的新成果：
当初的初版内容主要基于串列式加速器的首次启动数据，大概还有20%左右是需要后续实验填充的。
不久前。
在组织上批复了一批电能后，赵忠尧等人又进行了数次撞击实验。
而就在某次撞击实验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
也就是.
U(1)局域对称性。
后世的粒子物理有一个铁律，叫做所有的费米子都必须满足U(1)的局域对称性。
具体来说就是：
费米子对应的旋量场在进行以下的变换后，拉格朗日密度的形式不变。
ψ(x)→eiα(x)ψ(x)这里的变换包含α(x)这个有关坐标的函数，所以不同点的变换规则不同，称为“局域对称性“。
但问题是在眼下这个时代，费米子的局域对称性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它的的原始拉格朗日量为 L=ψ(iγμμm)ψ，看这个表达式就很容易发现这个拉格朗日量在U(1)的变换下并不是守恒的。
其原因就在于像广义相对论这种一样一个协变量的导数，其实并不是协变的。
赵忠尧等人则在对撞中发现一颗电子在某种特殊的偏转角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量化性轨迹。
这个轨迹在数学上的表达式就是Dμ=μ+ieAμ L=ψ(iγμDμm)ψ Aμ，也就是在庞加莱群的变换下出现了一个矢量场。
而这个场
恰好能够修补导数的协变性。
这其实是个在十三年后才会被解答的问题，没想到赵忠尧他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做出了数学修正。
更关键的是.
U(1)局域对称性需要将协变导数Dμ与旋量场ψ以组合的方式，构建能添加进拉格朗日量的守恒量。
虽然Dμ是守恒的，但它只是一个作用于场的算符。
所以想要得到守恒的标量，就要对两个协变导数的对易子进行化简。
这在数学上恰好又符合了夸克.准确来说是元强子模型的规范指标。
因此古兹密特此时看到的这篇论文，要比徐云早先看到的初稿更加的具备条理性和说服力。
“.”
过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古兹密特方才放下手中的笔。
他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验算稿纸，轻轻呼出了一口气。
接着古兹密特沉吟片刻，从桌面上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维恩小姐，默里先生今天有来编辑部吗很好，麻烦你通知他来我办公室一趟。”
“如果他找理由不想来你就和他说约翰先生要跳楼了。”
约翰先生：
“？？？？”
挂断电话后。
古兹密特也没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在座位上等了起来。
过了十多分钟。
古兹密特的办公室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古兹密特先生！您找我？”
古兹密特很快给了个回应：
“请进！”
古兹密特话音刚落。
嘎吱——
办公室的房门便被人推开，一位红鼻头的大鼻子中年人快步走了进来。
见到一旁杵着的约翰先生后，大鼻子中年人愣了两秒钟：
“屈润普先生，您还没跳楼吗？”
约翰先生：
“.”
古兹密特见状轻咳一声，将自己桌前的论文递到了对方面前：
“默里，别的话先不说了，你看看这个吧。”
大鼻子中年人显然也是那种有明显边界感的人，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闻言立刻接过论文看了起来。
古兹密特和约翰先生则静静等候在一旁，谁也没说话。
虽然他俩都能算是目前西方知名的物理学家，但面前的这位中年人与他们想必同样不遑多让。
不。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叫做默里·盖尔曼的“晚辈”，甚至要比他俩更强！
当然了。
这里的强不是指能力，而是指潜力。
14岁考入耶鲁。
24岁提出奇异量子数概念。
26岁的时候便成为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如今方才32岁的盖尔曼已经在理论物理学界初露锋芒，很多人都将他视为了量子场论的下一代掌门。
接过论文后。
盖尔曼便开始认真的看起了内容。
论文刚开始提及的八重法先是令他神色一喜。
毕竟
这可是盖尔曼相当自豪的一个理论，并且直到今年才被他正式归纳成了一个强作用对称性的理论。
在这篇论文的开头能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于任何一个科学家而言显然都是值得欣慰的事儿。
但很快。
随着阅读内容的深入。
盖尔曼的表情也如同早先的古兹密特一样，每隔数秒钟，脸上的沉重便会凝重一分。
“末态超子.”
“喷柱现象.”
“U(1)局域对称性的协变过程”
“自发破缺相”
30多页的论文盖尔曼看了足足有一个小时，方才意犹未尽的吐出一口浊气。
看着有些神游物外的盖尔曼，古兹密特下意识与约翰对视了一眼，问道：
“默里，你觉得这篇论文写的怎么样？”
古兹密特的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瞬间将盖尔曼的心绪拉回了现实。
咕噜——
只见他重重咽了口唾沫，说道：
“古兹密特先生，借用当年赵忠尧先生教过我的一句华夏语来描述就是.”
“如同拨云见日，令我茅塞顿开。”
接着不等古兹密特开口，盖尔曼便飞快的说道：
“不瞒您说，古兹密特先生，我从去年开始便一直在思考基础模型的一些问题。”
“比如我在提出SU（3）八重法理论时，跳过了基础表示3，这一点一直让我感到不安。”
“因为它是推导其他表示的基础表示，应当有物理意义——对基础表示最逻辑的解释是它应当相应于一种基本粒子的三重态，而其他粒子均可由它构造出来。”
“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已知的粒子来填补它，但如今看到这篇论文我才意识到分数电荷其实也是可行的。”
说到这里。
盖尔曼又忍不住看了眼手中的论文。
基础表示3。
这算是盖尔曼这些年的执念之一了。
了解物理史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早在1949年。
费米和杨振宁曾提出π介子是由核子-反核子组成的假说，认为核子是更基本的粒子，以解释其他一些粒子的组成。
但该理论不能解释奇异粒子的组成，因此并没有被广泛接受。
1956年。
霓虹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进一步提出了下一层次的基本粒子为p，n，Λ，也就是坂田模型。
坂田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各种介子的组成，但在解释重子组成时遇到了困难，如不能排除自然界中不存在的pnΛ粒子（S=-1）。
盖尔曼则在以上两者的基础上用杨-米尔斯理论来描述强相互作用，了解李群后意识到他所研究的八个生成元相应于SU（3）群，于是便决定从这里进行入手。
但如此一来。
一个新问题就出现了：
SU（3）群的基础表示为3维，坂田曾用这个表示来代表三个粒子（p，n，Λ）。
盖尔曼通过研究并不相信这三个粒子是基本粒子，但他也不能确定这个基础表示应当是什么。
但他又不愿放弃SU（3）对称性，于是便简单地跳过这个基础表示转向了下一个方向，即8维表示。
他发现自旋为1/2，宇称为正的8个重子正好适合他的八重法方案。
所以盖尔曼由此提出了八重法，并且随着Ω-粒子的发现正式被广泛接受。
但那个被跳过的基础表示3，却一直像一根刺卡在了盖尔曼心头。
寝食难安倒不至于，但确实经常牵扯了他的大量心神。
但如今随着这篇论文的出现，盖尔曼忽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论文中提到了一个‘靴带方法’，引入了同位旋对称性，如此一来就让分数电荷存在了物理上的可能性。
也就是在ν=1/3的时候，平均每一个电子分到三个磁通。
这种时候，磁通和电子的搭配有很多可能性。
从体系能量最低的角度来考虑，应该是一个电子分到三个磁通。
不夸张的说。
在看到这个理论的时候，盖尔曼世界都变亮了。
同时那个所谓的元强子模型除了物理现象、数学推导极其完美之外，在个人感官上也相当符合盖尔曼的口味。
当然了。
如果徐云此时能够看透盖尔曼的内心想法，多半会有些无奈的摊一摊手。
符合盖尔曼口味.
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好吧。
毕竟
徐云和赵忠尧所优化出来的元强子模型，其中有很多灵感都来自盖尔曼提出的夸克模型呢。
这相当于你穿越到2006年给辰东看《遮天》，他不喜欢才怪呢。
“对了。”
随后盖尔曼忽然想到了什么，迫切的对古兹密特问道：
“古兹密特先生，这是哪个实验室写出来的论文？”
“加州理工？巴达维亚？劳伦斯伯克利？还是德国的海森堡先生带领的CERN？”
古兹密特在给盖尔曼论文的时候特意敛去了有着作家署名的封面，因此盖尔曼虽然看完了论文内容，但却不知道论文的作者是谁。
此时他嘴里冒出的这几个名字都是当世的顶尖实验室，内中大多都坐镇着一位或者数位顶尖的大佬。
比如加州理工目前的理论物理当家人是理查德·费曼，再过四年后的诺贝尔奖得主。
在徐云穿越的那个年代，《费曼物理学讲义》搞理论物理的几乎人手一套。
巴达维亚嘛.
则是未来费米实验室的前身。
也就是将来海对面最大、全球第二大的高能物理实验室，1955年诺奖得主波利卡普·库施目前便供职于此。
剩下的劳伦斯伯克利和CERN也都是个顶个的头牌机构，其中有些大佬连盖尔曼都要抬头仰望。
在盖尔曼想来。
如果说有谁能够写出这种论文，那么答案必然是这几者之一。
但很快令他面露愕然的是。
古兹密特却坚定的摇了摇头，否决了他的猜测：
“默里先生，你猜错了，论文的编纂者并不是你提到的这些机构。”
“事实上，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华夏人。”
“华夏人？”
盖尔曼顿时一怔，嘴里下意识脱口了一个人名：
“难道是杨？或者李？”
盖尔曼口中的杨和李指的自然便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现今海对面物理学界最出名的两位华夏人。
然而在盖尔曼的注视下。
古兹密特再次给出了一个否定的回复：
“不，是华夏本土的华夏人唔，或许还要加上一头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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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