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与磋商，进而谋取属于自己的利益与话语权。
而这，也是温宪为自己“空手套白狼”崛起所付出的隐性代价，更是他试图打动江畋的交换条件。温宪主动向江畋提出，他会动用自家门世代积累的渠道和影响力，再加上个人仕途上的资历与威望，为江畋在河中之地的一切行事，间接代表朝廷中枢的立场，进行背书与支持。换句话说，只要江畋的举动不涉及造反、自立一方这类十恶不赦的大罪，即便面临来自西国大夏的交涉与压力，温宪也能凭借自己的身份与家族关系，代为遮挡、缓解一二，为江畋省去不少麻烦。
为了取信于江畋，他甚至毫不避讳的，谈及到自身家世。温宪出身太原温氏，这一门第算不上天下顶尖显赫的门阀，却是最早追随高祖在晋阳起兵的元从门第，根基颇为深厚。其先祖可上溯至开国贞观年间，宰相温彦博的弟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温大雅，也曾是朝堂之上的重臣。只不过，自那以后，太原温氏便逐渐沉沦，虽历代都有族人仕官，却始终徘徊于下僚，多在工部侍郎、瀛洲刺史、范阳县令、左金吾卫长史这类职位上打转，再未出过能影响朝局的大人物。
到了温宪的父亲温景倩一辈，家世愈发式微，温景倩一生只做到了南郑县令一职，便在任上去世。但历经数代繁衍，太原温氏依旧衍生出了许多支系，且分布在朝堂内外各个角落：其中一部分成为大内的低品侍臣，乃至负责记录君王及其眷属日常言行的起居郎、内舍人；另一部分则效力于秘书省，成为世代史官，或是服事于司天监，执掌天文历法之事。
江畋还从温宪略带自嘲的叙述中得知，他这一支，乃是因宗族内部的一段恩怨纠缠，主动选择跳出家族世代沿袭的轨迹，另辟蹊径走出的产物。相较于族中子弟多投身内廷、秘书省，循规蹈矩任职谋生，温宪的仕途则截然不同——他以正儿八经的荫受太学、国子监禀生身份，转入京师大学上三院之一的文学院修习，结业时本已取得优异的贡举选人资格，却毅然放弃，转而考取庚申年的文辞优达恩科，而后一步步从馆下校书做起，凭借自身才学与历练，跻身翰林馆学士之列，最终远赴这万里外域担任封疆大吏，这般履历与选择，在太原温氏诸脉各支中，已然算是个十足的异类。
对于温宪这般不假言辞、坦荡直白的输诚，江畋面上始终神色未变，依旧是那副沉凝淡然的模样，显然是不可置否。他素来清醒，自然不会仅凭这一面之词、一番示好，便全然轻信温宪的心意——人心隔肚皮，尤其是在这波谲云诡的外域权谋之中，任何轻易的信任，都可能成为日后反噬自身的隐患。
但江畋也并未拒绝，反倒不介意接受温宪所释放的善意与示好，在他看来，温宪如今身在河中，手握营田、群牧之权，只要能安守本分，在自己的位置上不给自己捣乱、不拖后腿，便已是难得的助力，算得上很好的结果。
至于温宪口中所言的、更多的朝堂背书与势力担待，江畋心中自有考量，通常情况下，也不过是听听作罢，未曾真正放在心上。他向来信奉“听其言，观其行”，温宪能否获得他更多的认同与实质性支持，终究要看后续温宪的实际举动，要看他是否真的能践行承诺，能否成为自己在河中之地可靠的协作伙伴，而非只会空口许诺的投机之徒。
但从另一个角度思忖，江畋也清楚，权谋之中，最稳固的从来不是情谊，而是利益。只要双方拥有足够的共同利益作为驱动，或是让温宪意识到，背叛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大到足以让他无法承受、得不偿失，那么眼下这份基于利益与试探的默契与协作，便依旧能够相对稳定地维系下去，甚至能成为彼此在河中之地，对抗各方变数的底气。
思忖既定，江畋便不再迟疑，初步答应了温宪的请求，允许他派人进入地下雨林，参与其中的开发与探索，共享“飞影”夜马及相关产业的收益。而温宪见状，也立刻投桃报李，从怀中取出一迭早已准备妥当的空白告身，又附上一份以营田司、群牧监联合署名的公文扎子，递到江畋面前——只见所有该有的签章、押印皆已齐全，字迹工整、规制严谨，只需根据实际需求，填入具体内容便可生效，显然是早有准备，足见其诚意与周全。
只不过，这迭空白告身与联署公文，显然不是给江畋本人所用——它们真正的用途，是给江畋此前在河中地方悄悄安插、布置的那些外围势力，诸如负责巡查警戒的巡行骑兵，或是由奇人异士组成的异人营，提供权宜行事的便利与身份掩护。有了这些加盖齐全签章的文书，这些外围势力便能名正言顺地活动，避开地方诸侯藩主的警惕和戒惧，行事也愈发便利。
相较之下，另一边从西面大漠传来的消息，便显得复杂许多——来自夏国东境呼罗珊行省、霍山道，此前已与江畋一方达成某种默契与协定的当地总督潘吉兴处，陆续递来的十几封密信急递，拆开细看之下，只能说是好坏消息参半，暗藏着诸多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