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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时此刻最为忙碌的，却是位于洛都东夹城与东宫南门外的宣徽院所属。
大唐宣徽院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泰兴天子在位之时，彼时朝堂纷乱不休，天子为制衡朝局、收拢权力，特意增设这一差遣职事，避开既有官僚体系的掣肘。初创之际，宣徽院主要以内班宦官充任使者，执掌宫庭内务，行事隐秘且直归天子统辖；后来随着职权渐重，渐有侍御士人跻身其中，形成宦官与士人共掌的格局，既兼顾了天子对宫廷的掌控，也吸纳了士人阶层的行政能力。
其职能亦逐步拓展，最初仅聚焦宫廷内务管理、礼仪供帐筹备与内外进奉检视，负责规整宫廷用度、统筹朝会宴享的器物陈设，核查各方进献的贡物名物，成为宫廷礼仪与内务的核心执掌机构之一。后续职权进一步扩大，延伸至传宣诏命、总管内诸司及三班内侍名籍，兼掌郊祀、朝会、宴享的供帐诸事，甚至间接参与部分诏令的传递与宫廷宿卫的调度，上承天子意旨，下统内廷诸司，成为操持皇权、连接宫廷与朝堂的重要桥梁，其一举一动，亦暗中牵动着洛都与外藩的势力博弈。
因此，到了尧舜太后在世扶政期间，宣徽院顺势拆分为南北两院，两院共用南院官印；其中南院地位略高，话语权更重。拆分之后，北院依旧以大内出身的内侍、宦臣为主，职权持续扩张，暗中侵夺了殿中省、内侍监、宫台省的部分权责，得以插手进宫廷内部的核心事务，成为太后掌控后宫、联结内廷的重要力量。
南院则主要由学士院、翰林院出身的侍御文臣任职，权柄拓展亦是颇为广泛；除延续此前的相关职权外，更延伸至检视各方进奉、主持礼宾赞引、参与监察鞫劾、铨选低级武臣、管理京城缮修工程等诸多领域。其职责与传统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多有重合，却凭借直归大内统辖的特殊性，拥有着超越常规的灵活度。
而宣徽院这一拆分与职权布局，正是那位临朝辅政数代的尧舜太后，以长居深宫不出的太上太后之身，在关键时刻撬动前朝格局，或是在意外状况之下稳定朝局秩序的重要抓手；通过南北两院兼顾内廷与外朝、宦臣与文臣，巧妙制衡各方势力，牢牢攥住核心权柄。因此，宣徽院的南北院宣徽使，一度成为可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比肩的朝廷重臣，权势灼手可热。
他们不仅有资格参与大朝之后特旨留内的召对，亦可在非朝会之期，列席武英殿举办的、专供宰臣奏事的小内朝，直面天子与核心宰辅议论朝政。若有需要，更可由大内直接指名，参与政事堂的日常问政与内议，深度介入朝堂核心决策圈。故而，宣徽院堪称内廷与外朝之间最关键的桥梁，是二者衔接过渡、化解张力的重要缓冲，地位举足轻重。
不过，到了尧舜太后晚年，随着她逐步放权、日渐远离朝政核心，宣徽院的日常职责与架构也随之发生调整。其核心职权与大部分人手虽得以相对完整地沿袭，未出现根本性动荡，但作为两院长官的正副宣徽使、知事、副使及检校官等职，却逐渐发生职能异化——或由在任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兼任，或将其变为纯粹的荣授头衔，失去了往日的实权。
此时的宣徽院长官之位，更多沦为宰臣跻身政事堂前的职位过渡，或是用以荣养年迈体衰、即将致仕的元老大臣，以及为任满宰执腾位、助力他人上位的过渡性岗位，成为朝堂权力迭代中，安抚老臣、平稳交接的缓冲角色，其核心权势已远不及尧舜太后执政鼎盛之时。尤其是当今天子在位以来，宣徽院的权势更是日渐式微。
南北两院宣徽使、副使虽数度更迭，人事代谢频仍，但其在中枢朝堂的分量非但未能增益，反倒愈发轻浅。今时今日，宣徽院长官唯有跻身各类礼仪盛典，方能与宰执、枢密等重臣并肩朝班，徒留表面尊崇；除此之外，这一头衔多沦为大臣出巡巡察、出使外藩时，用以彰显身份、撑足体面的虚衔荣宠。昔日深度跻身核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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