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也。”
他认为小人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朋友，而君子之朋，守道义、讲忠信、惜名节。从这个角度说，欧阳修所认为的可以事国的君子之朋，正是那些坦坦荡荡、不图利禄和货财、没有私心的君子们。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在里面，不为私利、不为结党，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事国，若以私利为目的，即使暂时结党，最终也不能相保。
另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员结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清朝雍正皇帝登基后，认定其弟允禩及其同伙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雍正二年七月，为发动力量打击该势力，雍正直接将允禩一伙人定性为“朋党”，并发布《御制朋党论》一文，以张声目。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很有作为，新政措施很见成效，但仅仅四年之后，却被贬黜，原因就在于被人攻击为以施新政而结“朋党”，触动了宋仁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历史上官员结党的事情很多，最终大都身败名裂。究其原因，之所以结党，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如果真能出以公心，不图私利，则无结党之必要，亦不会受朋党之累。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结党乱政的教训。如，1929年王明回国后，利用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形成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在党内排斥异己，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文革中，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种结党，最终也都逃不出历史的规律，很快便折戟沉沙，土崩瓦解，身陷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