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于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胡耀邦从小加入红军，从红小鬼时开始就受党的领导人的示范教导，养成了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1968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对她不闻不问。于是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作为胡耀邦的女儿，她深感入伍当时对她来说有多难，在回忆录中，她曾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