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农活。学名都是去学校的路上，一个路人随便给取的，就像路边的阿猫阿狗一样，尽管后来我知道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但当时还是挺郁闷的。
一家人在十多平方米的烤烟烘烤房里住了好几年。为了早点搬出来，父母决定靠两双手在烤烟烘烤旁边下基脚、砌房子。没钱买砖，就自己家地里挖泥巴，然后借牛来踩泥，自己打砖，运到村里砖老板家的窑子里去烧，后来又上山背石头烧石灰，找亲戚借了点又去干苦力和卖了点粮食凑钱买了水泥钢筋……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之后，终于把两间红砖大平房修了起来。那时，我一放学就要去打砖，满身是泥，腰酸背痛腿抽筋，但不亦乐乎。
从烤烟房搬出来之后，父母又带着我种地萝卜、种樱桃卖，去给修公路、修电站的师傅们当下手拌灰浆或者挖泥巴，逢赶场天就去街上背着冰棒箱子在人海茫茫中叫卖5分钱一根的老冰棒，有时还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去赶其他乡镇的场卖。于是，没过几年，我家又新修了几间房子，还买了电视。那时候能够买台黑白电视在十里八村是很有面子的事情，铝制电视信号接收器在竹杆上总是要被风吹歪了方向，所以每天想好好看看电视都得看天气给不给面子，有时候正看得精彩，一阵大风就把“天锅”吹翻在地，一家人开始急急忙忙分工，一些在下面守着电视等信号，一些上房顶去转“天锅”找信号，才听到说好了，一松手，又没啦。一边抱怨一边笑，就这样，在追完一部叫《情深深雨濛濛》的电视剧后，我的初中读完了。继爷和幺叔开始对我们稍微客气了一些。
“磨刀不误砍柴工，读完初中再打工。”村口的这句宣传语，我一直记忆犹新。确实那个时候，村里已经没几个人读书了，一个跟一个的都去了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看着他们每年过年，穿着时髦，或提着大板砖一样的录音机一路播着各种港台流行歌曲，或打着摩丝在昏黄的路灯下梳头，或在村口大声讲述大城市里的那些传奇故事，我羡慕不已。但父母没让我去打工，主要是因为没人愿意带我去，没人带就进不了厂，进不了厂就可能连回家的路费都找不到，我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读书。
继续读书的日子并不好受，当然，我说的并非学习辛苦。大约初中过后，父母的战争就开始了。可能是活得太累，也许是更年期提前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有好几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冷战热战几乎每天都会上演。一生气就容易失去理智，一失去理智就可以不管不顾。所以偶尔，我也会无辜躺枪，不让吃饭睡觉成了家常便饭，跪玻璃渣子或者竹条抽打也不足为奇。我那时候的梦想，是离家出走，哪怕饿死街头也不想再踏进家门半步。后来，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一拍两散。
助学贷款让我顺利报上了大学的名，然后打临工、写稿子让我没有饿死在城市的街头。在我消失的那些年，我成了村里的传说，有些说我进了传销组织，有些说我被抓去坐牢了……其实，我挺感谢还有人记得我的。
慢慢地，其实，我心里早已失去了对他们的怨恨，顶多也就是见面尴尬一点而已，或者，早就麻木不仁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真的放过了自己原谅了他们，还是仅仅只是一种强装的从容。
就像当初父亲理解奶奶的“无助”一样。兵荒马乱的年代，爷爷的去世，留下了奶奶和爸爸一对孤儿寡母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艰难度日，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磨难早就磨平了他们的棱角。奶奶也是以为刘氏父子过来能够让爸爸多一些帮助，不至于孤苦无依，结果却因为继爷的强势而适得其反。尽管她也一直在力所能及的帮助父亲，奈何总是微不足道。奶奶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最伤心。
继爷去世的时候，父亲也是忙前忙后，他原谅了别人，更放过了自己。
村里的人一直看不起我父亲，觉得他没出息，而他修了大房子之后，大家又从看不起变成了嫉妒恨，总之就是各种想法设法孤立他。但是我懂，父亲的隐忍和智慧，或许，他也曾把我成过他的梦想。
至于后面的事，就从我认识陈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