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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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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死,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由于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所近之人多怀理想主义,性情因此与其父同样温文儒雅,即长皆以宽大著称。朱允炆为皇太孙时,曾向太祖请求修改《大明律》,他参考《礼经》及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份严苛的条文,深得人心。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去世,死前密命驸马梅殷辅佐新君,朱允炆在同月(6月30日)即位,定次年(从1399年2月6日开始)为建文元年。惠帝在六月晋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七月召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1]在国事上倚重三人。惠帝的年号建文有别于其祖父的洪武,他不想仿效祖父以严刑峻法治国,即位后改行宽政,《明史·刑法二》记载“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囚犯人数减至洪武时期的三成左右。

    明太祖为巩固皇室,大封宗室为藩王,各拥私人护卫军队。对惠帝来说,诸藩王大多为其叔辈,且在封地掌握兵权,心中由是不安。惠帝为皇太孙时曾问黄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子澄回答说诸王军力不足以抗衡朝廷。惠帝即位后,下令各王国的地方文武官员听朝廷节制,采取削藩政策,先后废黜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及岷王。在部署对付年龄最长、军功最多、武力最强大的燕王朱棣时,由于惠帝身边的谋士多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以致打草惊蛇,引发了燕王先发制人的念头。朱棣在权衡利害之后,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封地北平起兵反叛。他以“靖难”为名,向京师进军。

    尽管朝廷的兵力远胜燕王,由于惠帝下令“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必须活捉燕王,这样便掣肘了中央军。加上以前太祖滥杀功臣名将,以致朝廷缺乏将才可用,而燕王曾随功臣出征,有雄才、善用兵,将士用命,因此中央军屡为燕军所突破。建文四年(1402年)四月,中央军主力在淮北惨败,燕军乘胜渡过淮河及长江。这时有人劝惠帝离开京城,方孝孺力请惠帝留下等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从金川门攻入京师应天府,惠帝在宫中举火,皇后**死,惠帝本人及其太子朱文奎则‘不知所终’,至今其下落仍是未定论的历史之谜。朱棣入京后,先捕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大批忠于惠帝的官员,后方称帝。

    后人普遍对惠帝朱允炆抱持同情态度,终明一朝,朱允炆始终为百姓所念念不忘。

    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政治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史称“建文新政”。

    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洪武十七年(1384)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洪武十八年(1385)会试第一,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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