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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虽然刚解放，百废待兴，可办学几乎全靠国家拨款，学生每学期学费仅两元钱，而且多数学生是免交的。学校的所有开支包括教师工资，办公、教学用具、校舍及课桌凳的制作维修等等，都由国家拨款。尽管学校条件很艰苦，经费很紧张，老师收入也低，可是绝不存在乱收费问题，更不存在收受贿赂问题，老师不会向学生多收哪怕一分钱。学生的生活也简朴，作业本是买来的大张白纸，四分钱一张，学生自己裁成32开装订成册。铅笔一、二分钱一支，书包都是家长自己缝制的。条件虽然很差，设施也很简陋，但师生关系却很融洽，家长对老师很尊重，老师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那时候的老师特别注重为人师表，处处做学生的表率。有一件事使我深受感动，至今不忘。有一次我们学校的师生参加全区组织的一项活动，学校离区政府所在地大约有二十五公里路，我走时没带饭，老师发现我中午没吃饭，就到供销社买了一斤饼干给我，我坚决不要，最后返回的路上老师走在我前面，把那包饼干放在路边我的前面了，我知道这是老师特意给我留着的，他怕我要面子会拒绝他，所以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我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拿上后想还给老师，但因为年纪小脚步不快赶不上，只好拿回家。那时一斤饼干是很珍贵的，可更珍贵的是老师爱护学生的一片真情。那时候学校不仅学文化，也经常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为配合土改、互助、合作化等运动，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还要求学生说服家长。在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更没有电视，绝大部分农民都是文盲的村子里，通过学生的传播也是宣传党的政策的重要途径，那时老师的威信很高，老师的话农民是很相信的。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活动，如清明节为烈士扫墓，组织春游、种树、体育比赛、学跳集体舞、节日庆祝活动等等。那时学校家庭作业不多，大部分作业在自习课完成。农村的孩子，特别是大点的孩子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大人干活，白天没时间做作业，有少量家庭作业也只能在晚上点煤油灯完成。我记得有一次放学，我在河边摸小鱼回家晚了点，惹得父亲大发雷霆，怨我不回家干活，把我打了一顿。小学毕业后，我想考初中，征求父母亲的意见，父母亲都同意了。那在当时可不容易，不像现在要求着孩子上学，我们那时候是巴不得孩子不上学，早点回家帮忙干活，好挣工分。那时小升初也不容易，全县只有三所中学，考个初中比现在高考还难，全县百余所小学只有三所中学，幸亏当时不是人人都想考初中，绝大多数小学毕业生都留家务农了。我在全家支持下报了名。考试很正规，考场不在本校，我是到六里路外的另一个小学参考的，监考老师也是外校的，相互都不认识。考生每人一张桌，只差没进行人身检查，可能是因为那时无人作弊吧。那年我十四岁，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心里很紧张。但很幸运，不久就收到录取通知，我被县城的三中录取了。那时中学生很少，我们附近几个村这么多考生也仅考中三人，我是我们村里首批中学生，成了本村一件大事，虽没搞什么庆典仪式，也成为人们一时的议论中心，人人羡慕不已，不亚于现在考进重点大学。”
“我所在的县城三中是一所新建的中学，只有初中未设高中，仅是一所初级中学。我入学时每个年级只有四个班，1956年第一次招生，我们是第二批新生。那时在校生仅有三百来人，老师只有二十多人，到1958年第三批新生入校，也只有五百多名学生，师生总数不足六百人。那时学生除家在本镇的，外地学生一律住校，我家离学校二十五里路，我也只能住校。学校每天七节课，另加早晚两节自习，周六下午要上完两节课才放假，外地学生可回家，周日全天休息，外地学生要在周日晚自习前到校报到。学校条件比较艰苦，没有电灯，只点气灯，气灯是一种以煤油为燃料，充气后点燃的油灯，很亮，一个四十来人的教室，点两只就可以了。学生宿舍都是通铺，一个大房间住两个班，屋内南北两侧各钉一排木板，木板上面铺上草垫，学生将自备的行李铺在草垫上睡觉。南北两排床铺中间有两米左右的过道。学校的房子大部分是新建的，原来这里有个小四合院作为老师的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新建的砖瓦结构的平房。学校上下课的信号，开始时使用手摇铜铃，后来学校范围扩大，一只铜铃己无济于事，就改成敲钟，名日钟实则是把一小块钢板悬挂起来，用铁锤敲打，声音传得很远。学校有自己的食堂，但是没有餐厅，每排教室前设一两个露天卖饭点，厨工将饭菜分别装到大木桶内，运到教室门前去卖，学生排队买好饭菜教室用餐。学生就餐分别使用饭票和菜票，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中学生每月三十五斤，理应够吃了。其实不然，主要是缺少副食，蔬菜很少，油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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