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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村：陈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刚刚传来，《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全体同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我受《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的委托，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并就《白鹿原》获奖对您进行采访。
陈忠实：谷溪和《延安文学》都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感谢同志们、朋友们对我的关心与支持！你是《白鹿原》获奖之后我接待的第一位记者，我乐意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远村：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您是否感到意外，或者早已成竹在胸呢？
陈忠实：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我既不感到意外，也不应该说是成竹在胸。因为，我对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还是了解的。应该说，一个成熟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达到了什么，没有达到什么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作家创作一部作品之初的总体构想，到他最终创作完成的结果达到了几成，作家自己心里比别人更明白，得失当然也是很清醒的。《白鹿原》是以写家族史来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也不少，每个作家都将自己的体验和艺术追求融于作品之中，做了各自独特的勇敢的探索。我自然也做了自己的探索。认真的成熟的作家应该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一切，既不会狂妄，也无须自诩。因为，艺术创作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写书就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一个人写，千万个读者在看在审，长处和短缺都逃不脱读者的审视。至于说评奖，据我所知，历届评奖都要考虑各种题材、各种流派、各种艺术手法的作品等，所以，没有评上奖的作品未必就不优秀。因此，《白鹿原》能获奖，并不能说成竹在胸。当然，能获奖我自然很高兴。因为，得奖表明读者和评委们对我创作《白鹿原》所进行的探索和付出的劳动是一个肯定，也对我未来的创作是一种鼓励。
远村：茅盾文学奖已举办了四届，对每届获奖作品您如何看待？对茅盾文学奖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估价？
陈忠实：茅盾文学奖已经搞了四届，应该说每届所选作品都是那个年限的优秀长篇。我们大体可以从获奖作品看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发展的历程，无论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艺术形态，都可以看出近年来获奖作品都有较大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长篇创作在不断走向更成熟的目标，尽管它不能囊括各个年限的所有优秀作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茅盾文学奖对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所做努力的判断。至于茅盾文学奖本身，我以为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用自己的稿费设此奖项，其目的和用意是十分清楚的，它体现出老一代作家对长篇小说创作和后辈作家所寄托的厚望。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也是肯定的，大家不仅关注评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评奖激发人们对我国长篇创作的关注。作为作家，我也很关注每届的评奖活动。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大奖，只有将不同年限出版的长篇中最优秀的作品筛选出来（这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愿），才能真实地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水准。所以，茅盾文学奖设立的意义，就在于它激励了中国作家不断在长篇小说领域创作出能标志不同阶段长篇水准的优秀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阅读范本。
远村：茅盾文学奖是一项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最具权威性的大奖，那么，您对评奖宗旨——“反映时代精神”如何理解？
陈忠实：作为我国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将“反映时代精神”作为评奖宗旨，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将国家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真实地再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曾在评价路遥的作品时，认为路遥就是取得这样成就的重要作家，也因为这一点，我很敬重他。他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最关注的焦点跟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不是人为地接近，而是自然地关注。作为一个时代的画卷的长篇小说，反映时代精神，揭示时代精神，揭示作品中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不光是顺利的凯歌，也有人们的奋斗、追求和探索过程中痛苦、艰难，甚至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只要将那个时代的本质准确抓住，通过自己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它都会从不同侧面反映时代精神。这使我想起了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先生的一句话，他在《马背上的水手》中说杰克·伦敦：“他从来都是将自己滚烫的手按在时代的脉搏上。”我想一个对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的人，他的手不按在时代的脉搏上，他放在哪儿呢？就我而言，生怕自己粗糙的手没有按住时代的脉搏。大家知道，我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都是关注现实生活变迁的作品，只有《白鹿原》是写历史的，但即使《白鹿原》，也是反映已往五十年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充分再现那个时期的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理秩序变化所造成的人的各种精神历程，或者说是力争表现我们民族在那五十年的历史进程，我是企图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所以，我认为时代精神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历史题材的《白鹿原》同样是要达到反映时代精神的目的。我的这种艺术观念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复归，使我提高了认识，尤其是参照过去历史发展，更坚定了我对社会本质的看法。如果说《白鹿原》有值得大家称道之处，我想无非是我做到了历史生活的真实。
远村：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之后，被读者和评论界称为史诗性作品，您认为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品质主要特征是什么？
陈忠实：《白鹿原》出版后，一些读者和评论家有这种说法，但一部作品是不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应该由历史来检验。从史诗性来讲，首先一部作品要真实准确地反映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脉搏和精神，历史的价值就是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就是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准。所以，史诗性作品不仅是个篇幅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羊脂球》，不过几万字的小说，你可以说是中篇，也可以说是短篇，但它堪称史诗性作品；又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的真实心理，我认为它就是史诗。一般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以为史诗性作品就应该是篇幅很长的大部头作品，实际上小篇幅的作品也可以成为史诗性作品，关键是质量和品位。
远村：有人说长篇小说是“一、文学中的交响乐；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三、一个时代纪念碑式的文章；四、一个民族的秘史”。您怎么看？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你的文学理想和长篇创作追求？
陈忠实：我以为这四种观点都能成立。我们读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和欧美苏俄的经典长篇都能找到这四种说法的标本，也就是说长篇小说不是一种规定的范畴，关键在于作家本人要将自己的长篇小说写成交响乐还是百科全书，或者是秘史，其决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作家所关注的那个时代的内在精神，正是这个精神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体验和感受规定了作品的形式。我对《白鹿原》的选择，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规定了《白鹿原》向秘史的方向发展，这自然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喜欢巴尔扎克对小说的定义。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我们这个民族在本世纪上半叶的近五十年的社会革命很能说明这一点，从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合作这个过程看，剥离是缓慢而逐渐的，它不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只要一次彻底的剥离，就可建立一个新秩序，我们的每一次剥离都不彻底，对上层来讲是不断地权力更替，而对人民来说则是心理和精神的剥离过程，所以，民族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多。在《白鹿原》中，我力图将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路历程充分反映出来。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
远村：据我所知，您在进行长篇创作之前，对东西方长篇经典进行过大量研读，你认为鉴定一部好的长篇着眼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国家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写作是否进入一个经典写作阶段，它可否与西方当代大家的创作比肩平坐？
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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