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念书的孩子。我比父亲优裕的是有了一辆自行车，孩子后来也有了，比父亲步行送我要快捷得多了。我和孩子再也没有遭遇狼的惊险故事。狼已经成为大家怀念的珍稀宝贝了。
我的一生其实都黏连在这条已经宽敞起来的沙石路上。我在专业创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层农村工作里，没有离开这条路；我在取得专业创作条件之后的第一个决断，索性重新回到这条路起头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窝在这里的本能性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认真实践自己自少年时代就发生的作家之梦了。从1982年冬天得到专业写作的最佳生存状态到1992年春天写完《白》书，我在祖居的原下的老屋里写作和读书，整整十年。这应该是我最沉静最自在的十年。
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新房子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这方祖居的屋院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父亲和他的两个堂弟共居一院的时代早已终结了。父亲一辈的男人先后都已离开这个村子，在村庄后面白鹿原北坡的坡地上安息有年了。我住在这个过去三家共有的屋院里，可以想见宽敞和清爽了。我在读着欧美那些作家的书页里，偶尔竟会显现出爷爷或父亲或叔父的脸孔来，且不止一次。我夜深人静坐在小院里看着月亮从东原移向西原的无边无际的静谧里，耳畔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那是只有像牛马拽犁拉车一样劳作之后歇息下来的人才会发出的生命的呻唤，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接受着这种生命乐曲的反复熏陶，有父亲的，有叔父的，有祖父的。他们早已在原坡上化作泥土。他们在深夜熟睡时的**却萦绕在这个屋院里，依然在熏陶着我。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邻村之间的旷野里。
从我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每每送我出家门时眼里的神光，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带回屋院。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错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实际上丰富得多的社会阅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那是作为一个父亲的独具禀赋的眼神，是这个古老屋院的主宰者的不可侵扰的眼神，依然朝我警示着：别把龌龊带回这个屋院来。
北京丰台。我从大礼堂走出来。记者王亚田第一个打来电话。选举刚刚结束。他问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首先想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始终把智慧投入写作。
他又问：还有什么呢？
我再答：自然还有责任和义务。
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回家的娃娃。黏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自然不会在意“三九”的雨有什么祥与不祥的猜疑了。
2002年元月17日于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