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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桐希望通过共同努力提高自身能力、改变物质生活条件、赢得社会尊重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虽然，眼前有父母为我们安排好了生活的一切所需，秋桐也有一份较好的工作，但面对未来，面对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面对属于我们自己应该承担的对父母、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她所说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为之竭尽全力的现实问题。
那时，大学生或取得中专以上文凭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数量较少，按政策在国营企事业单位都被定编为干部，工资待遇高于普通职工，且升职晋级的机会也较多。抛开个体经商、私营企业不谈，单就国营系统来说，取得国家认可的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工资收入、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那时，商品住房的开发建设还没有启动，城镇居民获得住房的主要途径，就是单位建房后分配给职工居住。通常单位新建住房后，往往按级别，工龄，年龄，家庭人口、辈数，有无住房等一系列条件分给员工居住，只收取极低廉的租金。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文凭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又是单位干部，在有房可分时总是占有一定优势。
这也是当时大批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抱着福利分房的希望，宁肯在单位领着微薄的百元不到的工资收入，也不愿辞职下海，去挣每月一千多元薪水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辞职下海旱涝不保收不说，即便是经过一、二十年的打拼，顺风顺水地挣到几十万，还是无法换回一套安身的住房，与其如此，还不如窝在单位分到一套福利房实惠。
至于单位什么时候建房、建多少房，那完全是根据各单位自身经济效益和单位领导的决策而定的，因此各单位住房分配情况真是千差万别。单位效益好、领导又关心职工的单位，职工住房问题就解决得相对要好，效益不好或领导不好的单位，住房供需矛盾就十分突出。
一家几代人能挤在四、五十平米的空间生活，都算是比较好的了，一些没有住房的居民家庭，长年累月地租住在单位周边的民房里。总体来说，还是僧多粥少，到退休都没有享受到福利分房的职工大有人在。
“好的，一定努力。今年暑假回来，我就边陪你学习，边抽时间跟小洒他们出去做生意。”我轻声地安慰秋桐道。
“你到底用心听没听我说话，在胡思乱想啥子！我是要你专心读书，不要荒废学业。没有让你去做生意挣钱的意思。”秋桐在我耳边不高兴地嘟哝道。
“认真听着呢！听英语教授Cathy说，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美国大学生很多都在外打工挣钱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也想试一试，一方面接触了解社会情况，一方面锻炼自己的生活能力。”我温和地回答道。
“不准去！那是没有人情味儿的资本主义社会，你一个堂堂中国大学生过得好好的又不缺啥子，不需要做苦工挣钱，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培养社会能力。以后毕业了有的是机会锻炼。暑假回来了就好好地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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