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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取士，是明清时期科举选官制度的主要特点，体现在考试内容和文章格式两个方面。
通过考试选官，到底考什么内容？从隋唐科举制创立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或以对儒家经典的记诵为主（帖经），或以对当前国家统治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为主（对策、对时务策），或以文章写作水平的高下为准。
考试内容是考试指挥棒能否发挥正面作用的关键。随着宋代以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统治阶级的知识水平和从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而思想意识对巩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以《四书》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长期摸索出来的统治理论。
程朱理学强调
“明天理，灭人欲”，主要对象是统治集团以及作为其后备军的封建士人，而不是为了毒害广大人民。
士人通过学习
“程朱之说”，有利于树立起对王朝的忠诚和治理天下的公心，是解决
“时弊”的一个有力手段。明朝科举考试基本内容，开始是《五经》、《四书》并重，后来逐渐发展成主要根据《四书》成绩录取，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出现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八股文取士，虽主要考《五经》、《四书》，以至专重《四书》，但却不采用要求考生死记硬背之法，而是规定必须撰写文章，阐述经义，以
“代圣贤立言”。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记诵，容易产生死记硬背之弊，而强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发挥，又容易陷入
“妄作主张”的境地。通过
“代圣贤立言”式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则不但要认真读经书，而且要读书得法，在认真阅读五经、《四书》及权威注疏之后，努力体会
“圣贤之意”，真正做到
“明天理，灭人欲”，掌握古代统治经验。一方面防止了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束书不读，胡乱联系历史与现实，故为新奇诡异之论的毛病。
从考试内容上说，要求
“代圣贤立言”的阐述经义的考试，在古代社会中似乎是一种理想的手段。
也就是说，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巩固王朝统治为目的的传统政治格局中，八股取士是能够找到的最好办法了。
八股取士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文章格式的要求，所谓
“排比有定式”。明清科举考试中的文章，一般需要四组文句，每组两个段落，相互对仗。
因共有八个段落，即八股，故称八股文（又称时文、制义、制艺等）。
对科举取士来说，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仗工稳与否，标准很具体，使考官对内容大体达到要求的若干考卷，容易判定高下，避免引起纠纷争论。
这在考生多，录取名额少的条件下，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的科举，从来都十分重视这一类的标准，八股对仗就是北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章格式，到明清时期正式用于科举考试。
也就是说，面对应举人数多而录取名额少的矛盾，在考试形式的设计中，强调容易判别高下的客观标准，防止考官的主观升降和徇私舞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八股取士制度是明清统治集团为选拔人才，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确定下来的。
从考试内容上说，继承发展的是北宋以来所肯定的一种指导思想，即通过阐述经义，最有利于督促士人阅读《四书》、五经，体会圣贤心意，以培养、选拔合乎规格统治人才。
从文章格式上说，继承发展的却是诗赋写作中的规矩准绳，以此种文学领域的规矩为楷模，经过长期摸索，演变而成的一种文章格式。
这样一套制度，从最初指导思想看，决不是为了禁锢士人思想，陷士人于愚昧无知。
但是在客观上，八股取士后来逐渐成为了禁锢思想的选官制度。尤其是八股对仗这种格式，一方面整段整段地对仗，难度较大，限制了士人自由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为了照顾排比对仗，内容又容易流于敷衍、空疏，所以明、清两代一直有人反对八股取士。
可是，又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办法。这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内选官制度面临的困境。
今天也有人反对高考，反对客观题的标准化、程式化，但我们现在确实找不到能够取代高考更好的公平选拨人才的办法，因为我们决不能退回到
“保送”时代。网摘
明代成化年间(1495-1487) ，科举考试之法又大大变更，用排偶文体阐发经义，称为“八股”，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以后便承袭下来，格式愈益严格，文章越发空虚，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废除。所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开首用二句设破题意。承题，用三四句或五六句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用数句或十数作为议论的开始，只写题大意，宜虚不宜实。入手一二句或三四句，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中心。这四股中，每股又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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